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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黨合作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創新         2019年09月26日14:44

              新中國成立初期多黨合作制度的確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標志著他們自覺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面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巨大勝利,黨內一部分人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一種“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傾向,看不起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于安排民主黨派代表人物擔任人民政府領導職務不服氣,發牢騷,講怪話;對民族資產階級則強調斗爭和限制,要求提前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瞧不起統戰工作,說什么“統戰路線,地主路線;民主觀點,糊涂觀點。”同時在少數同志中存在著敷衍主義和遷就主義的傾向。因此,提高全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認識,克服和糾正“左”的傾向,成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統一戰線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于1950年3月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統戰工作的方針任務和各方面統戰工作的基本政策。各中央局、分局、部分省、市委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以及工、青、婦等群眾團體內的中共黨組的負責干部,共93人出席會議。

              3月16日至5月4日,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的主題是研究統戰工作的方針任務和各方面統戰工作的基本政策。在這次會議上,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作了題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就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確的闡述,闡明了民主黨派的性質、作用和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基本方針政策。各民主黨派都是階級聯盟的性質,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中共同各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原則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綱領》為準則,團結他們共同奮斗,同時又必須在組織上尊重他們的獨立性,與他們誠懇地協商、建議和說理,必要時進行適當的批評,而不是從組織上去控制他們。

              會上,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作了《關于民主黨派工作問題的報告》。4月12日、13日,周恩來總理到會連續作了兩次報告。關于對民主黨派問題,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各民主黨派,不論名稱叫什么,仍然是政黨,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黨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他們是從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各民主黨派都有而且必須有進步分子,這樣才能與我們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黨派搞成進步分子組織,若都是進步分子,還有什么意義呢?那種認為民主黨派會“給我們找麻煩”的觀點是錯誤的。民主黨派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現階段是四個民主階級的聯盟。有些工作他們去做,有時比我們更有效,在國際上也有影響,民主黨派的成員,在我們幫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我們多了一批幫手,這不是很好嗎!

              關于民主黨派的性質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一種意見認為,對民主黨派不應在政治上去抬高他們,在組織去擴大他們,給我們找麻煩;有的同志甚至認為民主黨派是為爭取民主而成立的,現在有了民主,其任務已盡;民主黨派只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等等。

              毛澤東聽取了會議的匯報,針對會議中反映出來的問題,作了重要指示。毛澤東對前去匯報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情況的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說: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民主黨派。民主黨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要團結他們,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民主黨派的經費問題,民主人士的旅費問題。要給事做,尊重他們。當做自己的干部一樣,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對他們要平等,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我們對民主黨派在抗戰時有“團結、抗戰、進步”的口號,今天應是“團結、建設、進步”。

              人民政協繼續發揮政治協商和團結人民的作用

              為了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能繼續充分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1953年6月,中央統戰部制定了《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后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和《關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兩個文件,提交于6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討論。對這次會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毛澤東、劉少奇對統戰工作都作了指示。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之后的有關統一戰線問題,明確了以下幾點:第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行,決不意味著要削弱統一戰線,而是應使其更為鞏固和加強。在對民主人士的安排上,凡是已經同我們合作的,仍應根據具體情況,用各種方式從各個方面分別予以適當安排。凡有民主人士的地方,自縣、市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要做好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第二,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它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將繼續存在。會后,這兩個文件經中共中央批準轉發各地執行。會議經過討論,最后形成了《關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見》,并于4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該文件提出:人物安排,應以全國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政協委員會等方面通盤考慮,適當安排,盡量減少兼職,以便提拔和吸收一批新代表人物,擴大陣容;民主人士在省、市人民代表中的比例,省可占到30%,市可占到35%;要注意吸收一批文教科技人員,適當吸收私營工商業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有代表性的婦女。

              1954年9月15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在1226名全國人民代表中,共產黨員668人,占54.48%,非中共人士共558人,占45.52%。常務委員會的79名委員中,中共黨員40人,占50.6%;黨外人士39人,占49.4%。人大常務委員會的14名委員長、副委員長中,中共黨員6人,占44.4%;黨外人士8人,占55.6%。李維漢同志指出:“中央對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名額、對民主人士的安排原則、比例,以及對國家領導人員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成功的,體現了黨與非黨人士的團結合作,加強了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使我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備。”

              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后,黨外有些人士對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作用產生了某些疑慮。說什么:“真正的權力在人大常委,最高權力在中共中央,政協沒什么權了。”有的則認為政協應是“權力機關”或“半權力機關”。針對這些言論和情緒,毛澤東于1954年12月19日發表《關于政協的性質和任務》的談話指出,“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有了人大,并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毛澤東針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把政協搞成國家機關時,堅決地回答:不能把它搞成國家機關。因為人大和國務院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如果把政協也搞成國家機關,豈不成了二元論了嗎?這樣就重復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講不通了。要實事求是,政協不僅是人民團體,而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是黨派性的機關。這不等于不重視它,而恰恰是重視它。共產黨就是黨派,也不是國家權力機關,但它的價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不僅教育了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外人士,消除了他們的不安情緒,而且對當時和會后的政協工作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人民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指出,今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可歸納為下列五點:(1)協商國際問題。(2)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候選人名單,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組成人員的人選進行協商。(3)協助國家機關,推動社會力量,解決社會生活中各階級間相互關系問題;并聯系人民群眾,向國家有關機關反映群眾的意見和提出建議。(4)協商和處理政協內部和黨派、團體之間的合作問題。(5)在自愿的基礎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努力進行思想改造。

              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人民政協性質和職能的變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在我國政治生活中仍要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存在,雖職能各異但又相輔相成,形成了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

              1956年確立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使多黨合作朝著有序的、規范的、法制的方向發展,毛澤東與全黨同志作了有益的探索和深邃的理論思考。1956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在探索如何以蘇聯為借鑒,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個歷史性新課題中,毛澤東同志集中全黨智慧,于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論十大關系》總結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需要正確解決的十個方面的關系,其中就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毛澤東科學地總結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系。這個方針的提出對各民主黨派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在論述黨和非黨的關系時,明確表示不贊成蘇聯共產黨的一黨制。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同年6月,李維漢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作了題為《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言,也對這個方針作了詳細闡述。指出:“中共中央已經提出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首先是對共產黨起監督作用的方針。”李維漢強調指出,這個方針的提出,就是再一次宣告,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是共產黨的一條“固定不移”和“永遠不變”的原則。

              在中共八大會議上,鄧小平從民主黨派特殊的監督作用出發,強調說,黨外民主人士能夠對于共產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共產黨工作中的一些共產黨自身所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于共產黨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

              時任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在代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向中共八大致詞中說,我們各民主黨派愿意長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不斷地加強團結,相互促進,各盡所能,為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維護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在黨外人士中傳達后,各民主黨派歡欣鼓舞,他們感到是“思想上的解放”。有利于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也賦予民主黨派更重大的政治責任,他們認為這是“民主黨派新生命的開始”,表示要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同共產黨團結合作到底。“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的提出,對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團結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也為繼續發展我國多黨合作制提供了堅實基礎。

              1957年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幾年來的事實證明,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作用日益顯著。去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個方針獲得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成為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一個重要原則。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組成的統一戰線的機構,它將隨著各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而長期存在;同時,它也是對我們國家工作進行互相監督的主要形式之一。這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中,規定了政協的全國委員會和各級地方委員會,今后要進一步加強對各項意見的協商,發揮互相監督的作用,組織學習,加強全國委員會對地方委員會的指導關系,健全工作機構和工作制度。毫無疑問,在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像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組織形式,不僅現在需要,將來也仍然需要。”

              民主黨派在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中發揮積極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共有11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11月,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舉行第二次代表會議,決定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統一成一個組織。同年12月,中國人民救國會宣布解散。這樣就形成中國共產黨與八個民主黨派合作的局面。

              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由63人組成,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了50%;在56名政府委員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27名,也占了近50%。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各民主黨派積極行動起來,加入到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五大運動”中;同時,充分發揮自身在財政、經濟、金融等方面的專長,參與制定一系列經濟政策,團結所聯系的階級階層人士為經濟建設努力工作,積極協助中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恢復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發揮了積極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幾年,各民主黨派主要開展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分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會議,確定政治綱領和方針任務。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除臺盟外,各民主黨派相繼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和中央會議,確定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綱領和組織方針。會前,各黨派內部都曾發生過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組織的存廢問題和要不要以《共同綱領》為政治綱領。中共中央支持各黨派內部的進步分子對企圖脫離共產黨領導的言行作了堅決斗爭,對一些右翼分子采取了“政治嚴肅、組織寬大”的原則,做到既堅持原則,又堅持團結。同時,中央又明確表示:凡與中共有合作奮斗歷史的各民主黨派,今后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更有合作奮斗的必要,在政治上不存在存廢問題。之后各民主黨派的中央會議明確宣布接受中共的領導,以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作為各自的政治綱領,并確定了今后的方針和任務。

              (二)清理整頓組織。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民主黨派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組織不純和領導機構不夠健全的問題。有的地方組織嚴重不純,甚至組織系統也不統一,竟然有一個黨派在同一個市里有九個市級組織、且各不相屬的情況。為了進一步純潔隊伍,健全各級組織,各民主黨派都作出清理整頓組織的決定。各黨派分別成立整頓委員會,重新登記黨員,清洗了那些混進民主黨派組織的反革命分子,終止了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的黨派關系,健全了領導機構。經過整頓,達到了純潔組織、健全各級領導班子的目的。

              (三)發展新成員。各民主黨派在解放前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自身因素的影響,成員始終很少。新中國成立初期,各黨派共有成員11540人。1600人以上的,只有民建、民革、民盟、農工黨四個黨派,其余幾個黨派只有一二百人。這種狀況與新時期賦予它們的歷史任務、政治地位極不相稱。為了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們提出了發展成員的建議,并在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經過各民主黨派一年左右的工作,1951年初,民主黨派成員總數已發展到2萬人。在毛澤東的關心支持下,1953年初,民主黨派的總人數已達到3.2萬余人。

              (四)協商確定重點分工。中國共產黨還和各民主黨派協商,根據各個民主黨派組織成員的歷史情況,確定了各民主黨派分工活動的主要范圍和組織發展重點。即:民革主要是以原國民黨員及在職的舊公務人員的中上層為主;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民建以工商業資本家及與工商界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為主;民進以中小學教師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為主;農工黨以公職人員和醫務工作者為主;致公黨是歸國僑胞及與華僑有聯系的人士;九三學社以科學技術界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臺盟是以祖國大陸的臺灣省籍同胞為主。各民主黨派原在國外以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組織停止活動。 

              多黨合作制度的堅持和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多黨合作事業在中央領導支持下,排除了“左”的干擾,逐步恢復,并向前發展。中共中央站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高度,就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多黨合作制度化規范化水平不斷提升。

              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實現新的突破。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指出:各民主黨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鄧小平指出“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同我們黨有過長期合作、共同戰斗的歷史,是我們黨的親密朋友”。提出了“十六字方針”。1979年10月19日晚,鄧小平在接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代表大會代表時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和優點。我們熱誠地希望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心社會主義事業,就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負責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事情辦好。”

              1979年8月15日,第十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京開幕。這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召開的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統戰工作會議。會議明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擔負著為四個現代化和統一祖國服務的雙重任務。關于民主黨派,提出要認真貫徹對黨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搞好黨與非黨的合作共事關系,是黨的一項永遠不變的政策,應根據四化建設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選拔技術、業務上確有真才實學的,稱職的黨外人士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包括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政府,工礦企業和文教科研單位)。對退休和閑散在社會上某些具有特殊專長的黨外人士,應采取積極態度,通過各種不同形式,使他們的一技之長都能為社會主義所用。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作為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和處理中共同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原則。

              明確了多黨合作制度的特點。1986年中共中央轉批中央統戰部《關于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強調“我黨領導下的多黨派合作,是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它不同于蘇聯等國只有一個黨,也根本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報告》還制定了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相關政策措施。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概念的首次明確提出。1986年7月11日,在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機關黨組聯合召開的紀念“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提出30周年座談會上,各民主黨派中、全國工商聯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發言,一致認為,我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一個開明的、正確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這是目前所見的材料中第一次出現“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表述。7月16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創造,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新時期,繼續加強我國的多黨合作,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對于鞏固和擴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促進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大統一,實現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具有重大意義。再次出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的表述。

              在1986年11月27日召開的第十六次全國統戰會議上,提出了完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服務。在198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仲勛提到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規范表述。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13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這次大會首次明確提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肯定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并把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開辟民主黨派發揮作用的新領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民主黨派以新的面貌,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和貫徹中國共產黨關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號召,發揮智力人才優勢,積極開展面向社會、為“四化”服務的活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獻計出力,大力開展經濟咨詢和社會調研活動,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貢獻力量。每當中國共產黨將要召開重要會議、作出重要決策、形成重要文件之前,中共中央都會邀請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召開座談會,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協商,廣泛聽取意見,與會的各民主黨派同志在發言中就各項議題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據1986年9月24日《光明日報》報道,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5年6月,僅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協商會就達18次,民主黨派提出的很多意見被采納。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

              198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舉行黨外人士茶話會。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發言中普遍反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黨派的作用更加明確了,任務、責任更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應做到制度化、法律化。

              為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制度化,1989年1月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內部刊物刊載的《北京市部分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對“多黨合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上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并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指示,1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會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有關部門負責人一起,共同組成一個專門小組。專門小組成立后,經過多次研討,最后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初稿。時任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參加了文件的研討和起草工作。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專門小組對文件初稿又進行了幾次重要的修改,更加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1989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等受中共中央委托,正式征求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以及無黨派人士的意見。12月30日,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人以及無黨派人士進行座談,再次征求對文件初稿的意見,與會者一致對這個文件表示贊同和擁護。會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中共中央(1989)14號文件的形式下發各中共黨委執行,并于1990年2月8日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意見》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我國的多黨合作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治基礎。中共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中共各級黨委都要加強和改善對民主黨派的領導,進一步加強和發展同民主黨派的合作,支持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為推進“一國兩制”,實現祖國統一服務。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中共處于執政黨的地位,領導著擁有11億人口的國家政權,非常需要聽到各種意見和批評,接受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各民主黨派是反映人民群眾意見、發揮監督作用的一條重要渠道。充分發揮和加強民主黨派參政和監督的作用,對于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保持國家長治久安,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

              發揮民主黨派監督作用的總原則是: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揚民主,廣開言路,鼓勵和支持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各項工作提出意見、批評、建議,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并且勇于堅持正確的意見。

              《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第一個全面系統的指導性、綱領性文件,也使得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工作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的新階段。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曾撰文指出:“這個文件的制定和實施,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們民主黨派的一件大事。”

              1993年第八屆人大會議前夕,時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孫起孟代表民建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民建中央鄭重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寫入憲法。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后非常贊同并采納了這一建議,認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完整提法寫進憲法,更有利于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1993年3月15日—2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憲法增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隨后,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序言中,從國家根本大法的高度確立了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使這一制度更具有長期穩定性。這是多黨合作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2000年12月4日至6日,第十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這次會議進一步指明了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方向。概括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顯著特征。提出了衡量我國政黨制度的“四條標準”,即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效果著眼,一是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二是看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三是看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四是看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先后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等三個重要文件,提出了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多黨合作的政治準則、參政黨建設的目標和原則,提出了執政黨建設和參政黨建設互相促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政黨關系等重要理論觀點。

              民主黨派積極履行參政黨職能。民主黨派堅持把發展作為參政議政的第一要務,立足本職,涌現出王選等先進人物;深入考察調研,就兩岸“三通”、中部崛起、青藏鐵路沿線發展、新農村建設等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建言獻策;通過實施智力支邊、光彩事業和“溫暖工程”等活動服務社會、促進扶貧開發;同時,在反映民意、維護穩定、加強外聯、開展交往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多黨合作制度的創新性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更好地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理論新觀點新論述,制定出臺創新性法規和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多黨合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

              多黨合作理論創新性發展。明確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201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黨外人士座談并共迎新春時,首次提出各民主黨派是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這是對新時代民主黨派性質的重要闡述,對民主黨派自身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2017年10月,把“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寫入中共十九大報告。

              提出“新型政黨制度”這一重要概念。2018年2月6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座談并共迎新春。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思想共識要有新提高,履職盡責要有新作為,參政黨要有新面貌,引導廣大成員增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使新時代多黨合作展現出勃勃生機。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聯組討論時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多黨合作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多黨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就是這種民主最基本的體現。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我們應該不忘多黨合作建立之初心,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把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

              多黨合作制度化建設取得新成效。出臺了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法規文件。2015年5月,召開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對新時代推進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發展作出全面部署,同時頒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成為統一戰線歷史上首部黨內法規,是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制度化建設取得的重大成果。研究制定了民主黨派履行職能的制度規定。2015年1月,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首次提出“政黨協商”概念,并置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7種協商渠道之首;同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政黨協商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形式程序和保障機制等,實現了政黨協商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序可循;2017年2月,出臺了支持民主黨派中央開展重點考察調研的相關文件,對民主黨派中央開展重點考察的原則、程序、形式和保障機制等作出明確規定。此外,出臺了加強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制度規定。

              多黨合作成果顯著。政黨協商成為常態化的制度安排。中共十八大至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或委托有關部門召開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共146次,其中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27次,就黨和國家重大問題同黨外人士真誠協商、聽取意見。建言獻策成果更加豐碩。各民主黨派緊扣黨和國家中心工作,聚焦“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創新驅動引領高質量發展”“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等重大問題深入調研、建言獻策。從中共十八大到2019年6月,各民主黨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報送書面意見建議共647件,其中527件得到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批示,為中共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開辟民主監督新領域。2016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黨派中央分別對口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甘肅、陜西、河南、湖南等8個全國貧困人口多、貧困發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區,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3年多來,各民主黨派中央深入8省區1200余個鄉村,開展座談、協商、溝通近400余場次,涉及近240多個縣,提出意見建議近1500條,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參政黨建設邁上新臺階。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新”“三好”要求,各民主黨派大力加強參政黨建設,取得顯著效果。思想政治共識更加牢固。各民主黨派把思想建設擺在參政黨建設的突出位置,通過強化理論武裝,深入開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等主題教育活動,持續創新思想引導,及時把握成員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地做好教育引導,廣大成員的政治敏銳性和鑒別力不斷提高;民主黨派領導班子成員、代表性人士和專家學者等結合自身專業優勢、履職經歷等,積極正面發聲,講好多黨合作“中國故事”,共同思想政治基礎進一步夯實。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五種能力”不斷提高。各民主黨派著力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切實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注重發揮班子中專兼職成員的作用,建立健全領導班子議事規則,通過談心會、民主生活會等,增進領導班子的團結,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決自身問題能力顯著增強。注重加強組織建設。堅持“三個為主”組織發展方針,注重成員質量,吸收和發展了一批政治素質好、專業能力強、社會影響大的優秀人士,民主黨派組織結構進一步優化,履職能力進一步提高。不斷推進制度建設,努力健全民主黨派組織的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完善議事程序和工作規則,在思想教育、考察調研、參政議政、內部監督等方面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為各項工作開展提供了堅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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